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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黄土高原长期以来被严重误解和忽视。实际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了多个方面。任何进入中国腹地的人，基本上都需要穿越这片广阔而海拔较高的区域。而黄土本身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地质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黄土，中国可能不会发展出深墓的概念。建造巨大墓葬的想法完全是因为黄土为其提供了条件，否则，人们可能依旧沿用早期那种浅墓的模式。黄土的松软性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向地下挖掘，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发现。后来，人们越挖越深——到秦朝，陵墓深达30米，这在其他地区是难以实现的。

　　今年，张掖全市被纳入水利部水预算管理试点地区，推行“水预算”管理模式：甘州区6.9亿立方米用水指标被细化到每块农田，支渠分水口安装智能控制系统，精准控制水量。

　　目前，滕州市大坞镇微生物菌研发中心已筛选出30余株功能菌株，其中7株核心菌种实现产业化应用，在当地大坞镇、官桥镇、东沙河街道等地建设3万亩种养循环试验田，使小麦投入成本降低8%、亩产增加30%以上。

　　“项目研发的固废基胶凝材料应用于半刚性水稳基层，实现半刚性基层的三层连铺，有效减少水稳基层开裂，缩短50%的施工周期。”吴传山表示，项目在设计阶段，对填方高度介于3米—6米的路基边坡采用植物纤维毯代替圬工防护，每平方米节约造价40%，全线共使用植物纤维毯总面积超130万平方米。“与硬质护坡相比，植物纤维毯每平方米年固碳量增加约2千克，预计每年可新增固碳量约2600吨。”

　　港城大校长及大学杰出教授梅彦昌表示，港城大对大学再度获评为“全球最国际化大学”感到鼓舞。这项殊荣反映港城大在推动国际化教育和研究协作方面保持优势，成就备受国际认可。港城大将持续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及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地位。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抗旱，河库灌区及时开闸放水，增加流量，采取疏通渠道、维修涵闸等措施，做到远送多浇、有水可浇；引黄灌区根据抗旱需水情况，及时开闸放水，争取多引黄河水；平原灌区发挥机电井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机井通电，并组织投入各类排灌机械179.4万台，努力增加抗旱播种面积。丘陵岗区利用坑、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组织抗旱播种。夏播以来，全省累计抗旱浇水7977.3万亩次，播种进度与常年相当。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