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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内涵,对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17日刊文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车企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电动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在这一市场上,墨菲和其他分析师认为,美国车企当下很难抵挡中国自主品牌的实力。墨菲说,消费者现在对中国自主品牌的“忠诚度”很强,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后,这种“忠诚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认为,随着这一政策的施行,将加速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旅游交流及经贸互动。同时,政策也将惠及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逾百万华人华侨,使得他们回国探亲或旅游的过程更为简便顺畅。秦静指出,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也期盼在旅游领域激发更强劲的合作动力。
公器私用,将地质调查、矿产开发等权力作为敛财纳贿的工具,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矿权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全球化指标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红利缩小。与此同时,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而新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大国竞争日益激烈。一是围绕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各国政策内向性增强。二是围绕如何引领和主导全球规则与治理体系重构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各国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调一致,导致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协调甚至冲突显著增加。三是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观念日益增强,国际经贸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改变了过去在成本和效率导向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享和协调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别分化以及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加剧,并引发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显著优势,消费市场还在不断成长壮大。14亿多人口构成了庞大的消费基础,其中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持续扩大,已成为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多样、城乡市场潜力巨大,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消费品类,为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创造了广阔空间,也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坚实基础。大国的规模优势使我国具备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现实基础和长期潜力,从而可依托强大国内循环,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高端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