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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积分制指用可量化的指标，为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打分”，并依据“分数”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和资源倾斜。其核心指标体系包含技术创新指标、成长经营指标、辅助指标、四川特色指标、约束指标等五类一级指标及25个二级指标。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此次在全国指标的基础上新增了5项四川特色指标，对主营业务是否属于该省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入选国家级、省级领军人才认定给予额外加分。

　　“我们期待通过这一国际性平台，与全球各界精英共同探讨前沿发展趋势，分享彼此成功经验，深化务实合作。”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立成建议，山东应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核心，赋能产业升级。同时，不断深化开放合作，打造全球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新高地，激发融合发展内生动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港人到内地旅游、工作、生活及居住。此次推出的两项新安排，大大提升港人在内地工作、生活、出行的便利度。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易信表示，惠民生是促消费的基础，促消费是惠民生的重要途径。强化二者牵引联动效应，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把蕴藏的大量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形成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增长点。

　　古人为何要进行天文观测？在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勇看来，古人在采集、渔猎、耕种等求生存发展的活动中，依赖天空中的日月星辰提供光热，判断方向位置，掌握季节时令。除农业生产和生活上的直接运用外，天文很快在政治、军事、文化上也起到重要作用。

　　省应急管理、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成立由25个厅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27个专家组，分片包市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对各地水源调度抗旱播种、抗旱保苗等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各地也积极采取行动，组织人员力量全面开展抗旱。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